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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画的笔墨逸韵

  元代绘画就像我今天所说的那样,它实际上从宋代走过来以后,还没有进入一个真正转折的时代。一个绘画现象要进入转折的话,这个社会应该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20世纪。20世纪整个社会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由中国原来的那种古代传统社会,突然进来大量的外国东西,许多是颠覆性的东西,而且还受到社会整体的认同,这样一来社会必然发生重大变化。

  元代虽然是蒙古人入侵,但整个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比如说,蒙古人进来以后还是沿用了宋代的制度,汉族的赵孟頫,就在元朝当官。汉族官员虽然总的不是太多,但影响却很大。比如说请赵孟頫去当官,就是为了让他把以前宋代国家治理的一些办法用来治理元朝。就整个社会形态来讲,生产方式没变,社会形态没变,只不过那个统治者换了而已。因此从整个社会形态来讲它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思想方面也没有质的变化。对汉族来讲,就是不让你当官了,不让你从政。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有产阶级,日子过得还可以,只是官不能当。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元代的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那么,相应的那个文化形态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元代文人画的笔墨逸韵

元 吴镇 芦花寒雁图 绢本 83.3×27.8cm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蒙古人虽然没有让他们做官,但是也没有折腾他们,尽管心里不舒服,但他们还是可以悠游自在地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可以过一种闲散平淡的生活。比如王蒙就一直在黄鹤山隐居,还可以“春山读书”。黄公望在他的富春江悠游。倪瓒在太湖,一叶扁舟,一会儿跟和尚聊天,一会儿跟道士谈玄。他们不像苏东坡那样背负了太多的政治使命感。苏东坡在政治上折腾,又遭贬官。元代画家没有,他们整个就是野逸的平淡平和的一种状态。他们被迫隐居,但他们日子还是过得比较好,就想表现他们文人的心境,淡雅、超然。平淡天真的山水境界就出现在他们的绘画里。

  但是画史上是不是没有一点变化呢?也有。就表现在文人画真正崛起了。依照我的研究,真正的文人画应该是从唐代中期,就是王维时期,安史之乱前后开始出现。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多冲击,像王维,于是那种带有伤感的、超脱倾向的水墨开始出现。

  以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提到的 “前古未之有也”的“逸品”画出现为标志。文人画这个情况后来到了宋代,包括苏东坡在提倡,米芾在实践,但总的来讲文人画还是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文人画真正形成气候就是在元代。元代有赵孟頫,“元四家”,以及别的一些画家为代表。实际上在元代把那种超越性的文人画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真正文人画是从元代开始崛起。此前都是在做准备。

  文人画的崛起表现在他们作品呈现的整个一种非常雅逸的、超脱的、淡远的心态。表现在绘画里,元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四君子”比较流行,特别是竹、梅、兰,当时连妓女都画“四君子”,而且都画得不错。这就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超然和淡雅。加之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要紧事儿,整天研究,表现这种心境。这就是元代虽然不到一百年,但在文人画方面居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笼罩画坛的趋势。这就是变化,也算是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变化。而宋代是院画为主,尽管水墨介入,但还是以院画为主。到了元代,元代院体画就比较少了,而且一些比较工的画,像王渊,画的也是水墨。

  水墨工笔是元代绘画一个突出现象。不管工和逸,都是水墨。而且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用纸开始普遍。纸在宋代一般在书法上用,绘画上只有米芾等少数人在用。大多数人用绢,如文同都是在绢上画。苏轼也画了一些纸,但总的来说不多。米芾是比较自觉地用纸画画,但总的讲不普遍。后来为了追求这种书写味,或者是因为文人用纸笔墨比较容易出效果,元代文人开始普遍用纸。元代主要是麻纸,那个时候还没有用到后来意义上的宣纸。只要去看原作就可以知道,真正渗化非常开的,一笔下去就能见笔墨的,那是已经到了明末清初了。

  所以水墨大写意为什么要在明末的时候出现,像陈白阳,就是明代中期偏后,尤其是徐渭,他的杂花图卷,那个时候的渗水性就已经比较强了。元代用纸开始流行。黄公望用的是麻纸,半生熟,水墨在纸上有吸墨渗化的效果,但绝对比不上后来的生宣。麻纸虽然不像宣纸那样具有突出的渗化作用,但也不像绢表现得那样斩钉截铁。其用笔效果比在绢上那种比较准确肯定的笔痕要稍微渗一些、毛一些,因此在厚重感和渗化感方面都比较好。如果仔细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看不到明清时期墨渗化得那么开的痕迹。因此材料是很重要的。但是尽管如此,其笔的意味已经比在绢上画的好多了。最典型的是赵孟頫的《水村图》,《水村图》基本上是后来笔墨意味表现得非常微妙的一个典型。原来没看原作时以为《水村图》是好大一幅,后来一看画幅却不大。

  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元代绘画的几个特点: 一是文人画的境界,追求逸趣、淡雅、天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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