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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当代艺术与流行音乐的“缠绵”

  1751年,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信中提到了自己的疑惑:“我一直在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人能够只通过视觉来享受音乐。”他终于等来了一次验证的机会。在18世纪中叶,这位启蒙运动的干将偕同一位先天性聋人拜访了一位耶稣会神父的巴黎工作室。当这位名为路易·贝特朗·卡斯特(Louis Bertrand Castel)的神父在现场弹奏起他发明的奇妙乐器时,聋人同伴的脸上居然露出了只属于聆听的神情,此时,大家立刻达成了一致:人类竟可看见音乐。据载,这件名为“可视大键琴”(Ocular Harpsichord)的乐器是世界上第一件“彩色视觉乐器”(Color Organ)。大键琴的上方安装了60扇小窗,每一扇都有着不同的颜色来对应各个音阶。每当演奏者按下一个琴键时,就会同时开启一扇对应的小窗,这时,光线则会透过小窗中的彩色琉璃投射出色彩。而随着弹奏时的旋律和节奏,五彩缤纷的光线就会像万花筒般地跳动着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动态的影像。

战后当代艺术与流行音乐的“缠绵”

 一张可视大键琴的讽刺画 A caricature of Louis Bertrand Castel's ocular organ(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1974年,大卫·鲍伊(David Bowie)再一次惹上了麻烦。就在他的新作《钻石狗》(Diamond Dogs)的发行前夕,唱片公司突然发难,收回了所有的唱片。以反主流文化著称的比利时艺术家居伊·佩拉尔特(Guy Peellaert)为鲍伊绘制了这张唱片的封面,但这次惹出麻烦的并不是封面上那位类人犬版的大卫·鲍伊所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而却是画面的裸露程度——所谓“裸露”,其实仅是人犬兽胯下那个被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犬类性器。唱片公司认为,这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器官会冒犯到当时较为保守的社会,进而给唱片的销售带来不利的影响。讽刺的是,虽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给予了大卫·鲍伊创作《钻石狗》的灵感,但在风波的末尾,人们能看到另一种更为真实的反乌托邦:为了顺利发行,唱片公司最后篡改了封面,抹去了画面中的敏感部位。

战后当代艺术与流行音乐的“缠绵”

被阉割的《钻石狗》封面

  以上两则故事,皆是视觉与听觉艺术的关系史中的小插曲,它们都诞生于视听艺术的合流,却指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在第一个故事中,当时耶稣会与启蒙运动的冲突不但没有影响到这位著名无神论者与神父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因这次会面而变得更加坚固,因为比起信仰,有一个共同目标更为重要,即科学与美学。而在第二个故事中,唱片公司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不再是因由宗教上的信仰,而是出自对资本的信仰:虽然封面上的动物器官不会激起大部分人的欲望,但只要最终可能会危及公司的利益,那就必须将其从商品之中抹去。

战后当代艺术与流行音乐的“缠绵”

大卫·鲍伊

  虽然我们无法仅靠两则故事推演出历史演变的核心进程,但是曾在启蒙时代凝结了各方力量的理性主义,已确然在奥斯维辛排放毒气的嘶嘶声中迈向自我毁灭,而当我们谈及战后艺术与音乐之间的交会史之时,也已无法忽略流行文化崛起的喧嚣声。

  阿多诺和格林伯格分别用“大众文化”(Masskultur)和“媚俗艺术”(Kitsch)来形容这股喧嚣。从前者的观点来看,第二个故事同时也暗示了制造了这股喧嚣声的“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的强大之处:唱片公司其实并不关心类人犬的大卫·鲍伊是否过于争议,只要有利于销售,他们甚至乐于生产并供养这种“惊世骇俗”,但前提是这种“惊世骇俗”必须受到消费主义的严密审查与调控。首先,需要保证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不会触犯某种不利于销售的社会禁忌,否则就必须把这惹事的“把儿”给阉割掉;其次,为了易于让消费者理解,艺术品个性已经被“事先消化”了。在大卫·鲍伊为自己创造的虚构角色Ziggy Stardust身上,那些看起来奇特的设定其实是一种“伪个性”(Pseudoindividualität)的体现,“雌雄共体”“太空来客”“救世主”以及“摇滚巨星”,这一切特质其实都符合于吸纳了邪典电影的大众文化品味,观众在购买这些特质时,误以为自己获得了个性,但其实这只是文化工业“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所生产出来的幻想。

战后当代艺术与流行音乐的“缠绵”

 Rammellzee vs. K-Rob, produced and with cover artwork by Jean-Michel Basquiat,beat Bop record, 1983, Courtesy Jennifer Von Hol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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