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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的宝藏”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发展与文明进程?

撰文 | 约翰·高德特

翻译 | 陈阳


《法老的宝藏》中文版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还原古代纸张发展历程的著作。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注意到,关于纸张的历史研究存在几点令人费解之处。首先,纸

(paper)

这个词究竟所指何物?其次,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纸张在公元1世纪横空出世,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诞生几乎同时。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美]约翰·高德特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5月


机缘凑巧,我对非洲莎草进行了多年的生态学研究。这种植物时常让我遭遇知识盲区。很多人都知道,纸莎草是一种形似芦苇的植物,古埃及人用它们制作书写的载体。


而让这些人意外的是,纸莎草这种植物以及其所生长的水泽今天依然存在——他们以为这些早已随古埃及人一起消逝在时光里。但事实是:埃及的纸莎草直到公元9—10世纪才被粮食作物所取代,而在非洲其他许多地方,这种植物依然欣欣向荣。纸莎草的生长范围之广和植株体型之大从未得到重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探险家来到此地。他们在非洲东部和中部的沼泽地艰难跋涉,时常不得不为了生存在纸莎草丛中挣扎出一条道路。他们开始了解这种植物的迅速生长可能带来的各方面作用和影响,在现代人到来之前,这种植物几乎没有天敌。


《阿尼纸草书》中所表现的“芦苇之野”,蜿蜒的水道穿过生长在天国的纸莎草


今天,尼罗河流域的其他所有国家——苏丹、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有大量天然生长的纸莎草,埃及是唯一的例外。历史的转折充满讽刺意味。当莎草纸制造业因旅游经济的需要而诞生时,20世纪70年代的开罗不得不从苏丹重新引进莎草。今天的埃及也有纸莎草种植,但野生纸莎草赖以生存的天然沼泽只分布在埃及以外的地区。


在完成关于纸莎草生长周期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之后,我便可以进一步钻研纸莎草如何、何时被用于造纸,这样的纸张有何用途,以及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的发展乃至整个文明的进程等问题。


我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的第一个事实是:在诸多古老的大河文明中,唯有古埃及得天独厚地拥有这种巨型水生植物。早在公元前10000年,古埃及先民将莎草广泛用于造船、建屋和制作工艺品。当人们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发现这种植物可以造纸之后,法老终于登场,从兴旺发展的莎草纸和莎草绳出口贸易中获取了可观的财富。


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书记官奈布克德的《亡灵书》。(底比斯,公元前1353年)


从那时起,埃及莎草纸在近4000年里一直是唯一的纸张来源。石器时代末在埃及诞生之后,莎草纸几乎立刻就派上了大用场。


在此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纸”是指什么。或许我更应该解答的问题是:纸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叫作纸?许多现代词典和作家都主张,“纸”

(paper)

这个词仅仅指木浆或棉浆制成的现代纸张。制作莎草纸的材料是用纸莎草削成的薄片而不是纸浆,因此莎草纸常被归入“书写材料”的范畴,排除在现代纸张的分类之外,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其称为“天然纸”。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老普林尼等早期罗马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拉丁文papyrum一词既表示可用于造纸的植物——纸莎草,也表示用这种植物制成的纸张——莎草纸。在老普林尼之前,古希腊人用papyros

(πάπυρος)

一词指称“任何与造纸植物同属的植物”。在他们的认知中,用纸莎草茎秆制成的纸张或纸卷当然是“纸”,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希腊语papyros一词从何而来?有些作者认为它源于古埃及语pa-per-aa

(或写作p'p'r)

,字面意思是“属于法老的”或者“法老自己的”,以此彰显王室对莎草纸生产的垄断。在此之后,语言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演化,拉丁语papyrus演变为papire

(1150—1500年的诺曼法语和中古英语)

,这一词形被英语吸收,最终形成了现代英语中的paper一词。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发展与文明进程?

古埃及纸张制作。


17世纪的“纸”

(paper)

仍然是广泛意义上、用纸浆手工制作而成的纸张。最早的浆纸在欧洲语言中甚至不被称为“纸”

(paper)

,而是被叫作“布皮纸”

(cloth parchment)

,因为自13世纪以来,这种纸的原料主要是亚麻碎布。当耶稣会教士安贝尔迪神父

(Father Imberdis)

在1693年介绍故乡法国的棉纸制造时,便用拉丁语papyrus指称他那个时代的浆纸,当时造纸的机器尚未出现。


1943年,美国造纸大师达德·亨特

(Dard Hunter)

试图解释为什么普林尼介绍古埃及莎草纸制作的著名文章中出现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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