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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贵在“意想不到”

凡是稍有些文学常识者,不会不知道文学巨擘托尔斯泰,更不会不知道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但或许并不一定知道,托翁竟为安娜的卧轨自杀而失声痛哭,以至难以解脱。这则轶闻说,当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时,突然大哭起来,家人诧异、不解。托翁非常伤心地说:“安娜死了!”家人由诧异转为疑惑:你是作者,既然那么伤心,完全可以让她不死啊!托翁不停地摇头:“我没办法,她不得不死啊……”

无独有偶,浪漫主义文学大家大仲马创作《三个火枪手》时,也曾为笔下人物的“必须死去”而啜泣不止。这个人物是其非常喜爱的人物,也一度试图改变此人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不由得伤心至极,饮痛而泣。

两位艺术大家、两部文学巨著,皆因无法随意改变笔下人物命运,并为此情感暴发、情绪失控。缘何如此?是创作内在所制约,由艺术本质所决定。

艺术创作是要构建一个世界,是作品存在的世界,作品的每一要素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且随着这个世界的构建,自然而然、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其应该出现的位置,构成浑然一体的生态(生存场)整体。作者在建构这部作品的同时,也将自己代入其中,在此境界中,作者已经不是创作世界的“上帝”,而是为进入生存场的每一元素的存在的载录者。释言之,艺术创作既非预先设计,也非随意设计,是以作品存在的“意志”为转移、所决定,并随作品世界的建构过程而发展、而呈现,作者是亲历者、记录人。文学创作如此,其他艺术门类也是这样。

当下有不少“作品”不能称之为作品,有一根本原因就是“设计”问题,或称精于设计、刻意设计,从创作起始、过渡、发展,一直到作品完成,每一环节皆已安排、早有预设,既绝无意想不到,又更无与作者“意愿”相悖。艺术创作当然可以谋篇布局、宏观架构,但刻意设计往往束缚创作、窒息想象,以至于以规制作,作者变成工匠,作品成为制品。

“设计”问题起始于何时,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恶俗现象长期存在,未见消停。究其原因,或许与不少工艺制作笼统且生硬地“进入”艺术,而纯艺术领域又无法洁身自好,甚至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有关。除雕刻、陶瓷、壶具、瓶艺等纯属工艺制作门类不在本论外,书画领域熏染尚重、难辞其咎。一种画稿图样、几组图像形式,来来去去,反反复复,似乎有点儿眼花缭乱,但始终循环往复,不出左右,甚至成为师傅带徒弟的秘诀。此秘诀传承至今,有艺术前辈凡设计出一种画稿,就以此为母本,自得其智,乐此不疲,成批摹制。以至于突然有一天,面对大量的类同画作,许多收藏者难以辨认哪一幅才是自家的,出现无法“各归其主”之尴尬。此君可谓“设计画派”的祖师,可称绘画设计之极致典范。也有后学者将所谓代表性画作发扬光大,进行流水作业、工厂化制作、成批量复制。藏家要说法、讨权益,本来理直气壮,可官司打不赢,足见藏在特殊性创作背后的文化层面的力量,积染太重,无以可撼。此辈同样不可小觑,可谓自我复制之枭雄。如此这般,艺术领域中的“设计”就有了不断传承、难以去除、连绵不绝的意味。

始终为人诟病的艺术创作之严重程式化问题,是“设计”带来的突出表现,也是外在呈现,但根本戕害的是艺术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屏蔽的是艺术作品的生存世界,损害的是广大受众的审美情感,且连贯传导、恶性循环。以至于有西人对中国水墨嗤之以鼻:看不出区别,基本一种模样,近乎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东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水墨意象之道、玄奥妙趣,不是谁都可以欣赏得了的。早就说阿Q走了,其实始终还在。明眼的问题,自己能视而不见?是“无颜”坦然面对,还是自欺欺人?

“设计”对创作带来的戕害显而易见,可为什么偏偏有人乐此不疲?又似有争先恐后、前赴后继之趋?表面看,是求生存、图私欲,名利渴望作祟,如前面提到的“设计画派”的祖师、“流水作业”的枭雄之类。不可否认,有人凭一部或一类作品之势,开始设计运作,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有人念名思利、急于求成抄近路,进而误入歧途又难以自拔。实质论,是未入门、缺敬畏,仅仅在艺术的门外看了一眼,懵懂之中即操笔弄墨,又随行就市,何有创作感悟,何存艺术敬畏。漫说艺术从来就与功利效用无关,艺术史上又有哪几个大师,是因为求功利而成就艺术的。王羲之创作《兰亭序》,因有多处改动,遂生重写之意,然多次命笔,均逊于原创。事实是,重写自然就有了“设计”之思、生了“功利”之念,很难重回 “曲水流觞”雅集之境,后作又岂有“兰亭”原创序文之妙趣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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