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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语境下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叙事语言建构

  主题性美术创作从广义的角度看,原是指有情节的历史题材绘画和风俗画,包括大部分的宗教绘画。我国主题性美术叙事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人留下记录狩猎、征战场面的岩画,可以看到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滥觞。春秋战国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以壁画的形式悄然兴起。秦汉时期,在陶俑、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等不同门类的造型艺术中,都呈现出浓烈的叙述表达欲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传说、宗教神话等为题材,传递政治、道德等方面的信息,以期达到宣化教育的目的。之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从自身的政治需求出发,都会开展有组织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活动,而艺术家们也会按照自身的表达意愿,把一些历史事件、传说故事内容纳入自己创作题材,因此,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大到宏篇巨构的壁画、长卷,小到手中把玩的玉雕、瓷画等,不一而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我国主题性美术创作形成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特色的绘画叙事语言。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演绎着许许多多真善美的故事,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这些经过提炼的故事文本,成为美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正是因为有这些故事文本作为铺垫,美术作品的人物形象才有了具体身份,有了具体的情节辨识。我们在欣赏历代流传下来的叙事性美术作品时,才能在定格静止的画面展开丰富的想象,在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感受到艺术形象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道德价值评判。比如在观看兵马俑时,因为有历史上那段秦王扫六合的故事支撑,眼前的那些静止的陶俑便生动起来,一股大秦雄风扑面而来。也是因为有那些列女孝子、名臣良将、刺客侠士故事文本的存在,面对汉代那些画像石画像砖,我们才能够跨越时空与之产生心理共鸣。

  艺术家最擅长在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抽丝剥茧,撷取最具典型性的情节,在创作中运用适当的画面要素为表现典型性情节服务,诸如环境描绘,人物的动作、眼神、服饰,人物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在画面中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安排矛盾对比,向受众准确地传导故事及其相关联的理念,从而达到教化娱情的效果。如武梁祠中的画像石《列女高行》 ,受众可以联系《列女传》的故事内容,从戏剧性的画面中感受到梁国这位寡居守志不惜自我毁容照顾幼子的烈女的坚贞。比如《清明上河图》则是善于捕捉当时社会世俗生活,在恰当的位置安排冲突情节,使画面气氛跌宕起伏,充满情趣,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千年前北宋都城的繁华。

  我国古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再现某一个故事内容,可以是单幅,选取故事最典型的情节呈现在一个画面,如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也可以是多幅连环画式的并列表现,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 《韩熙载夜宴图》等;还可以是在一个画面中跨越时空的展现,如马王堆汉墓帛画、敦煌壁画等。画家观察事物习惯于从主观感受出发,又因为毛笔工具的运用,坚持以线条为塑造形象的主观手段,形成了以形写神的写意传统。经过历代画家的探索锤炼,线条表现力极强,气韵生动,个性鲜明,如顾恺之的“春蚕吐丝” ,吴道子的“吴带当风” ,陈老莲“高古奇骇”等。这些线条样式都是古代画家超越形似追求神似的结果,当与画家本体创作意图和主观情感高度统一后,便赋予生命的诗意色彩,能够准确表达而又变幻莫测。

  现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顺应社会发展洪流,响应人民大众需求,发挥出极强的战斗力,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奏响了时代主旋律最强音。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围绕重大题材开展的大型美术创作活动,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马克思主义题材美术作品”等,以及部分省市结合地区实际组织开展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把我国主题性美术叙事语言发展到历史的新高度。

  尤其是国家级系列美术创作工程,参与工程的创作者都是经过学界遴选的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优秀华人美术家,代表着我国当前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创作经过充分构思和反复推敲调整,表现出大、精、准的特点。

  大——即大题材、大场面和大尺幅。这一系列创作工程作品表现的基本上都是我国重大历史事件,用超常规超大尺幅,向受众展现从中华文明的孕育,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个宏大场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这一系列主题性美术创作,一方面向人们昭示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厚重与深沉,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不竭源泉。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家充满震撼力和家国情怀的艺术创作,将历史真实转化为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历史艺术真实,引导受众更加直观、更加科学地回顾中华民族的每一段集体记忆,帮助受众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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