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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说到陈独秀,你就会想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1901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发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举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的大旗,开始了反传统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一场制度革命的胜利。但是,新制度的建立,却遭袁世凯、张勋复辟的干扰。虽然他们失败了,但这让人们认识到,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不能巩固,“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的变革由此进入了观念层面变革的阶段。
    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很多都发人深省,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如“天赋人权”,“个性解放”,“独立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砸烂孔家店”等等。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说:“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更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乃是一种奴隶道德,它使为民者、为妻者、为子者都成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由此种种言论可见,陈独秀确可称得上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
    历史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观念层面对中国人的启蒙,确实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影响。然而,这种在思想观念层面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实际上只走了一半的路程,还远没有达到完成这种改造的任务。直到今天,我们不是依然看见中国人道德意识低下,素质奇差的现实状况么?从很多事实的角度看,过去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素质不如日本人,今天依然如此。中国人的思想素质都不如日本人,更不要提与欧美等西方人的素质相比了,这其实就是“国民性改造”远远没有完成的标志。
    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的国民性状态依然很差呢?我认为,这是中国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或说在思想观念层面学西方,学的远远不够深刻,不够彻底所造成的。五四时期提倡的新思想,新观念,只是在哲学层面对国人进行的思想改造,而在哲学层面对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的改造,是不会彻底的。因为,哲学层面远远不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形成的真正文化成因。人类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形成的真正文化成因是在语言文字这个更深的、更基本的文化层面。近来研究表明,人类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的形成与种族血统无关,它只于两个更深的文化因素有关:1是文字(系统),2是文字姓名(系统),这是近来通过解密人类文化新发现的可验证的科学事实(见《文化六十大疑问调查》)。所以,我认为,要想彻底改造中国人相对低劣于其他先进民族的国民性——相对低劣于其他先进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如果不从改造中国文化的根基——语言文字着手,那么,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改造只会流于破产。
    中国从1840年后洋务运动的物质层面学西方,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时期的制度层面学西方,再到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观念层面学西方,已经有一个多世纪。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西方并没有学到西方文明的真正实质。当然,这不能怪中国人,世界其他相对落后的民族实际上也如此,这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类至今还没有真正认识文化蕴含的奥秘所造成的。
    我认为,五四运动倡导的另一个主题——民主在中国未取得完全成功,可概括为是中国两方面因素缺乏造成的:一是中国对传统文化改造不够彻底,这种改造还没有达到更深的文化层面——语言文字层面,从而使中国人相对劣质于其他民族的国民性没有得到彻底改观;二是中国人对用民主的方式掌控中国、驾驭中国感到力不从心,最终导致中国推翻满清帝制后又走向了共和制的独裁形式。这还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导致的素质差治国能力随之也差造成的。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并没完全完成,我对陈独秀等一大批反传统,呕心沥血期盼中国早日走向富强、健康道路的文人志士,依然崇敬有加。从近代史来说,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确实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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