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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法与中国形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艺术所副所长)

“文化书法”的提出其来有自。十多年前在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一书时,我提出“书法文化”的概念,意在强调书法和文化之间非此不可的血肉联系。其后这一概念成为书法界的重要范畴,一些书法艺术研究所开始将名字改为书法文化所。十几年后的今天,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多种文化症候和书法处境,我整体性地提出“文化书法”的观念,并尝试着作为大学书法的文化追求或“书法中国”的文化指纹。在阐释“文化书法”的涵义和意义之前,需要对其缘起、渊源和谱系作简要的梳理,以在书法界众多的流派中张扬“文化书法学派”。提出“文化书法”这一书法文化理念后,引起了文化界书法界的关注,有认同支持者,也有辨析质疑者,这都很正常。在此,我较集中地对文化书法理念和形态作进一步阐释,以回应各方看法。

   文化书法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

提出“文化书法”的前提是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处境的深层思考。我曾多次强调,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器物类即通常说的科技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思想层面,四是价值层面。第一层可以全球科技一体化,因为科学无国界,西方先进科技可以全盘“拿来”;第二层可以结合中国特色大量引进,成为制度并轨;第三层强调思想对话化,通过重建哈贝马斯所说的“交流对话”平台,可以达成一定的“文化共识”,第四层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血脉,对一个民族的存在具有文化生命和核心的意义。这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可能“同质化”“一体化”,只能相互理解尊重差异而走向“差异化”。全球化并非完全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逐渐差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同到异、同中有异的过程。这一差异化的过程促使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在这一差异化多元化的全球语境中,中国文化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十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展开的,希望用现象学方法为被歪曲和误读的中国文化“去蔽”“还原”,强调中国文化的“身份立场”,并将思想中国或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艺术可持续地进行“文化输出”,呈现给世界以恢宏、雅正、刚健、浑厚的中国“新文化形象”。

中国书法是东方汉字文化圈的标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书法是书写文字尤其是汉字的艺术,在世界各类艺术中只有书法和文字结合得最为紧密,一提到书法就不可能不提到汉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审美书写的中国文化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书法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当代却面临诸多危机。其一,国际上对书法的理解有限,国际展出和流通的中国书法作品数量不足,层次低,质量差,严重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其二,国际书法的审美共识尚未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甚至出现了对于书法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中、韩的“书法命名之争”暗含了对于东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日本对于本国现代“书道”的西方宣传攻势使其档在了中国前面,因此亟需建立中国书法的大国形象,使得中国书法获得国际性的审美共识,以应对书法的文字、形式和内容等最新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其三,书法在二十年“书法热”普及之后,对书法大家和经典作品推出的重大意义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重视书法普及到重视书法提高的“书法文化转型”中,大学书法教育无疑责无旁贷。其四,书法的文化生存环境问题。书法脱离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后在当代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在鼠标键盘的诱惑下,青年一代很少用毛笔写字,在波普艺术和大众传媒的轰炸下,黑白两色的书法艺术正在青年五彩斑斓的图像生活世界中走向“文化缺席”。

这给我们以警示:当代书法如果一味追求技术性形式性结构性,而忽略了文化性精神性和人格心性的提炼,那么青年一代真有可能最终抛弃书法。在消费主义成为时尚的时代,书法的真正魅力恰恰与诗歌、哲学和思想相通——其中蕴涵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昭显着特殊的文化魅力。因此,借鉴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文化中国”的观点,我将“书法文化”转型为“文化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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