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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平评《中正之笔》︱制造颜真卿?北宋文人

紧张与优游
中华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书学的艺术风貌、气象境界及思想意蕴,都攀陟了汉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所谓“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刘熙载:《艺概》),北宋书学的主体乃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怀着家国“事业付之书生”、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自信与担当。北宋文人书学的根本问题,是在回应与思索“书学”与“士大夫之学”的关系,探究如何实现道艺相通,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书法本体价值,让游于艺获得心灵安顿。北宋文人所提出的“无意作书”“韵在绳墨之外”“胸次丘壑”等命题皆统摄于“士大夫之学”的视域之下。
然而,藴涵深广的北宋文人书学并非没有“边界”。北宋文艺“文与道俱”(欧阳修)“技道两进”(苏轼)的融通思想,并非简单等同于将政治理念、朋党之争投射、灌注到文艺世界中去,更遑论以具体而细微的艺术风格来概括、表现政治理想(这当然不排除宋代一部分文艺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印痕,也不否认古代书画家往往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彰显其仕隐之思)。北宋文人政治空间的紧张,并不直接作用于文艺世界的优游,北宋文人的诗酒酬和、花间小词、翰墨挥洒,对政治生活具有一种调剂作用。翰林学士韩维,晨与客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清波杂志》),并非个例。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北宋书法,也主要呈现为法度与个性之间萧散徜徉、雍容衍裕的“尚意”书风。近日,美国堪萨斯大学倪雅梅(Amy McNair)教授的《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作为“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被译为中文,在刘东先生主编的这套影响中国当代学界的海外汉学丛书中(已出版一百馀部),该书尚是第一部研究中国书法的著作。倪女士著作(以下简称倪著)的思想方法,却意在取消北宋文人书学的“边界”。

《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312页,56.00元
倪著的基本观点是“颜真卿在书法史的地位是被宋代的文人集团”,“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求”,“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第1页)。然而这一“特殊的政治需求”究竟是什么,倪著却罕有集中而正面的论述。该书考察北宋文人对颜真卿的接受,从欧阳修、蔡襄、韩琦到苏轼、黄庭坚、朱长文、米芾等,时间跨度较大,其间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哲宗绍述,政坛复杂多变,要概括出某种共同的政治需求是非常困难的。倪著只在导论结尾与全书结尾,简要地“点到为止”:“在与宫廷主导的权力和文化类型的斗争中,宋代文人集团亟需寻求一种新的书法标准”,“颜真卿作为文人、政治家和非职业艺术家的一生与他们是非常相似的”(218页),因而颜真卿书法在“宋代儒家改革者为获得和统治者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文化地位的斗争中成为一种理想的标准”(第6页)。北宋所有的文人集团、儒家改革者,是否都能列于颜真卿的大纛之下?如果说欧阳修、蔡襄、韩琦推尊颜真卿,还能代表庆历时期推崇改革的士人,那么熙丰时期作为“旧党”的苏轼、黄庭坚崇尚颜真卿,又如何来印证“改革者”身份?在倪著中未被提及的王安石以及众多“新党”士人,他们是否属于文人,算不算儒家改革者?北宋文人书风丕变,是否需要“上纲上线”到文化斗争的层面?
其实,北宋帝王虽雅好翰墨,赵构所谓“一祖八宗,皆喜翰墨”从而“鼓动士类”形成“一代操觚之盛”(《翰墨志》),但北宋基本未出现以宫廷文化或艺术类型来影响、制约文人群体的境况,北宋文人的艺文世界相对是比较宽松的,北宋文人选择书法典范加以临习的自主权是相当大的。即使宋太宗令王著编《淳化阁帖》,也只是润色鸿业、黼黻太平,政府并没有要借《淳化阁帖》推崇某种书风的明显目的。虽然该帖十卷中有五卷是二王法帖,但二王书法地位的确立早在南朝至初唐就已逐渐完成,北宋仍是在延续、发展、丰富二王书法之“正脉”。北宋以文官为代表的儒学之士,与以书伎术官为代表的宫廷伎艺之士,在书风旨趣上固然有所不同,但彼此间尚未构成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因为后者根本不掌握文化的话语权。北宋帝王设置翰林御书院以延揽书待招、书艺学、祗候等,但内心对这一伎术群体是较为鄙视的。北宋书伎术官地位底下,被排除在文武官员的磨勘考课制度外,法令明确限制他们的流转(参看张典友:《宋代书制论略》)。所谓“伎术杂流”不得“玷污士类”是北宋文人与帝王之间的共识,只有如此方能确保科举入士的正统性、权威性。宋代帝王书风多步趋二王,相对文人群体的新变较为保守,但帝王并未“干涉”文人书风;相反,宫廷书学仍积极采纳、融镜文人书学群体的艺术观念,《宣和书谱》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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